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学院 张梦雅
【摘要】文章首先阐述了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内涵，然后论述了积极心理学对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理论支撑，接着分析了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现状，最后提出了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实践路径，包括重塑理念，构建积极育人生态系统；健全机制，完善全周期赋能体系；深化实践，打造特色化育人载体；完善支撑，构建协同育人长效化机制。
【关键词】发展型资助育人；积极心理学；高职院校
近年来，国家政策持续聚焦职业教育改革。2023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“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”，强调从“应助尽助”向“优助精助”转型[1]。高职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，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育人模式的创新，如何在资助工作中融入发展型理念，成为落实政策的关键课题[2]。
当前，高职院校资助体系虽已实现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，但实践中仍面临能力培育断层、心理支持缺位等共性难题。传统“输血式”资助虽能缓解生存压力，却难以激活学生内生动力，部分学生困于依赖心理或能力焦虑，导致资助与育人难以协同[3]。在此背景下，积极心理学为发展型资助提供了创新视角，其核心并非仅关注学生缺失，而是聚焦潜能开发，通过激发抗逆力、希望感等心理资本，帮助学生从被动受助转向主动成长[4]。将心理韧性训练融入职业素养培育，结合优势识别重构学生自我认知，既契合“扶志扶智”的政策要求，也为高职院校破解“重经济、轻发展”的实践困境提供新路径，为培养兼具专业技能与健康心态的技术技能人才注入新动能。
一、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内涵
发展型资助同保障型资助都是党和国家在教育权利平等的基础上，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具体实践。而发展型资助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经济帮扶的局限，转向“经济援助+能力培育”的复合模式[5]。根据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》，发展型资助需构建国家、学校、社会、学生“四位一体”的支持体系，通过物质帮扶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[6]。发展型资助育人内涵聚焦三个维度：一是公平与效率并重，既保障了困难学生的起点公平，又通过精准施策优化了资源分配；二是能力与素养协同，将资助重心从“解决生活难题”转向“提升职业竞争力”，注重创新意识、实践技能等的综合培养；三是施策与管理结合，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动态识别需求，设计差异化资助项目。
二、积极心理学对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理论支撑
（一）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时代诉求
当前，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深入推进，高职院校育人目标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质量提升”。一方面，产教融合背景下，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如团队协作能力、抗压能力等，传统资助模式难以满足此类软实力培养需求[7]。另一方面，学生心理资本与职业发展的协同需求日益凸显。部分学生因经济压力产生自卑、焦虑等心理，影响了职业规划与技能学习，而传统资助往往忽视心理干预，导致“经济脱困”与“心理赋能”脱节[8]。在此背景下，发展型资助需回应三重要求：一是对接产业升级需求，将职业素养培育融入资助项目设计，如通过校企合作实训岗提升实践能力；二是关注学生心理成长，借助积极心理学理论，培育抗逆力、希望感等心理资本，进而帮助学生建立职业自信；三是优化资源配置，利用大数据动态识别学生需求，以便实现资助内容与职业发展路径的精准匹配。
（二）积极心理学赋能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缘由
1.积极心理学与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契合性。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与育人目标高度契合。以PERMA模型为例，该模型强调幸福感的五个维度———积极情绪、投入感、人际关系、意义感和成就感，与发展型资助追求的“全面发展”目标不谋而合[9]。例如，通过创造支持性环境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，能缓解经济压力带来的心理负担；设计团队协作类资助项目，可增强学生的人际关系能力和社会适应力。心理资本理论则进一步聚焦个体内在资源，提出抗逆力、希望感与自我实力效能感是学生突破困境的关键。高职资助工作中，抗逆力可帮助学生应对职业竞争中的挫折，希望感能引导学生制定清晰的职业规划，而自我效能感则能通过技能培训逐步建立职业自信。
2.积极心理学赋能发展型资助育人策略优化。传统资助模式多聚焦学生“缺什么”，而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发展型资助更关注“能发展什么”，并通过策略转型与机制创新实现育人效能提升。其一，从“问题导向”转向“优势导向”的干预策略，要求教师在日常资助工作中跳出“补短板”思维，转而挖掘学生的兴趣特长与潜在能力[10]。例如，通过职业兴趣测评或技能展示活动识别学生优势，设计个性化成长路径，将资助资源精准对接至技能培训、创新实践等领域，帮助学生将优势转化为职业竞争力。其二，构建积极情绪激发与内生动力培育的耦合机制，强调通过正向激励唤醒学生成长意愿[11]。例如，在资助项目中融入成就反馈系统，对学生的阶段性进步给予即时肯定，增强其自我效能感；借助团体辅导活动营造互助氛围，让学生在同伴支持中建立归属感与责任感，形成“受助—自助—助人”的良性循环。
三、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现状
（一）已有实现成果
当前，高职院校在发展型资助育人领域已形成一定实践基础，其核心模式可概括为“经济保障为基础、能力提升为主线、心理赋能为补充”的复合育人框架。从理念层面来看，多数院校逐步摆脱“资助即发钱”的单一思维，转而关注学生职业素养与心理资本的同步发展，例如，通过政策文件引导，将勤工助学岗与专业技能实训相结合，既缓解了经济压力，又提升了实践能力。模式框架上，初步构建了“国家资助兜底、校企合作赋能、心理服务护航”的三级体系：国家助学金、奖学金保障基本需求；校企联合设立技能提升项目，如订单班、实训基地等，针对性强化学生职业竞争力；心理咨询、团体辅导等模块则嵌入资助流程，以帮助学生缓解焦虑、建立自信。已有成效方面，部分院校通过动态识别系统精准匹配学生需求，使资助资源向能力培养倾斜，例如，为家庭困难但具备创新潜力的学生提供创业孵化支持，或者为技能薄弱学生定制技能证书考培计划。这些实践虽未全面铺开，但已初步显现“经济脱困”与“发展赋能”的双重效果——学生在获得经济支持的同时，职业规划意识、抗压能力等软有所提升，为后续深化发展型资助奠定了基础。
（二）当前突出困境
1.心理支持缺位。发展型资助需要关注学生心理成长，但现有模式多聚焦经济援助，忽视心理干预的嵌入。部分受助学生因长期经济压力形成自卑心理，对职业发展缺乏信心；资助流程中，心理健康筛查、情绪疏导等环节缺失，导致焦虑、迷茫等负面情绪难以有效缓解。这种“重经济、轻心理”的倾向，使学生难以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，削弱了资助对长远发展的支撑作用。
2.能力培养割裂。高职院校虽尝试将技能培训融入资助项目，但职业素养与创新力的培育仍呈碎片化。例如，勤工助学岗位多局限于简单劳动，与专业技能关联度低；创新创业类资助项目覆盖面窄，缺乏系统性指导。此外，课程、实训与资助资源未形成联动，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多依赖自发参与，导致职业竞争力培养效果参差不齐。这种割裂状态使资助难以转化为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。
3.评价导向偏差。现行资助评价机制偏重“是否发钱”“是否合规”等表层指标，忽视学生成长质量的追踪。例如，助学金评审以经济困难程度为主要依据，对学生能力进步、心理状态改善等缺乏考量；资助成效评估多停留于资金发放率，而非职业素养提升或就业质量等长期指标。这种短视化导向导致资源分配与育人目标脱节，难以激励学生从“被动受助”转向“主动发展”。
（三）核心诱因溯源
1.精准识别与需求匹配的效能不足。高职院校资助对象的识别仍存在“粗放化”问题。尽管多数院校引入大数据技术辅助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但区域经济差异、信息孤岛等问题导致部分学生的真实需求难以精准捕捉。例如，偏远地区学生与城市学生消费水平存在差异，单一经济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实际困难程度。此外，资助政策对“发展型需求”覆盖不足，如职业规划模糊、心理韧性薄弱等隐性需求常被忽视。部分院校虽尝试通过谈心谈话、动态观察补充数据短板，但缺乏系统化的追踪机制，导致资助项目与个体成长脱节，资源分配呈现“撒胡椒面”现象。
2.育人体系协同性与持续性的双重缺失。发展型资助需整合经济帮扶、心理支持、能力培养等多维资源，但实践中各模块往往各自为政。例如，勤工助学岗位多集中于后勤服务，与专业技能培养关联度低；心理健康教育孤立于资助流程之外，未能针对性缓解受助学生的焦虑或自卑情绪。同时，短期化、运动式资助仍是主流，缺乏贯穿学业全周期的规划。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跟踪几乎空白，导致资助成效难以持续。这种碎片化模式既浪费资源，也弱化了“资助—成长—反哺”的闭环效应。
3.队伍建设与制度保障的支撑乏力。资助育人队伍的专业能力与新时代要求存在差距。一线教师普遍缺乏心理学、职业指导等跨学科知识，难以精准识别学生心理资本短板或职业潜能。部分院校仍将资助工作等同于事务性审批，忽视了对育人内涵的挖掘。制度层面，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不完善，资助效果多停留在“资金发放率”等表层指标，对学生能力提升、心理状态改善等核心维度缺乏科学评价。此外，校内外协同机制尚未健全，企业、社会组织等资源接入不足，制约了资助项目的多样性与实践性。
四、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实践路径
（一）重塑理念，构建积极育人生态系统
1.推行“优势视角”资助。传统资助模式多聚焦“补短板”，而积极心理学倡导“扬长避短”。即高职院校要转变思维，通过系统化评估工具（如职业兴趣测评、技能展示活动）识别受助学生的兴趣特长与潜在优势。例如，针对动手能力强的学生，可对接技能竞赛资源；针对沟通能力突出的学生，可优先推荐校企合作岗位。在此基础上，制定个性化资助方案，将经济支持与能力培养精准匹配。同时，还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定期跟踪受助学生成长轨迹，并根据其发展阶段调整资助内容，以确保资源利用最大化。
2.设计“幸福成长档案”。心理资本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。高职院校可依托信息化平台，建立覆盖全周期的“幸福成长档案”，记录受助学生的心理状态、职业规划进展及能力提升数据。档案内容要包含积极情绪指数、抗压能力评估、职业自信水平等维度，并通过定期问卷、师生访谈等方式进行动态更新。教师依据档案分析结果，对焦虑、自卑倾向的学生及时进行心理疏导，同时为职业目标清晰的学生提供进阶资源。此外，档案数据可反向优化资助政策，如将心理韧性提升纳入奖学金评审参考，在引导学生经济脱困的同时实现心理成长。
（二）健全机制，完善全周期赋能体系
1.入学阶段。新生入学初期，通过心理测评工具全面评估学生的心理状态与优势潜能。测评结果用于识别两类群体：一是心理资本薄弱的学生，二是具有特定技能或兴趣特长的学生。针对前者，可设计“心理赋能包”，包含定期心理咨询、适应性团体活动等；针对后者，可定制“能力发展包”，提供技能培训、竞赛资源对接等服务。同时，建立“成长需求档案”，记录学生的职业意向、心理变化等数据，为后续动态调整资助方案提供依据。
2.在校阶段。围绕积极心理学提出的幸福感五要素，设计贯穿学业全程的资助项目。一是通过情绪管理课程、正向激励活动提升学生的积极情绪；二是将专业技能实训与兴趣相结合，如为机械专业学生提供创新设计工作坊，提高学习投入度；三是搭建朋辈互助平台，鼓励学生组建学习小组或志愿团队，强化人际支持；四是融入职业价值观教育，引导学生理解技能学习的意义；五是设立阶梯式奖励机制，如技能认证补贴、优秀项目孵化支持，以提升学生成就感。通过五维联动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
3.就业阶段。毕业前夕，重点推动心理资本向职业能力的转化。一是开展职场模拟训练，提升学生抗压能力；二是联合企业开设“职业韧性工作坊”，通过真实案例解析、校友经验分享，帮助学生制定职业风险应对策略；三是建立毕业生跟踪机制，为入职初期适应困难的学生提供远程心理支持与技能回炉培训。此外，整合校企资源，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推荐匹配度高的实习岗位，同时提升学生心理韧性。
（三）深化实践，打造特色化育人载体
1.开发“积极心理工作坊”。针对受助学生普遍存在的焦虑、自卑等心理问题，设计常态化心理干预项目。“积极心理工作坊”以团体辅导为主，通过角色扮演、压力情境模拟等活动，帮助学生掌握情绪调节技巧。例如，开展“正向思维训练”，引导学生记录每日积极事件，逐步建立乐观认知；组织“抗压挑战营”，设置阶段性任务，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复盘经验，提升心理韧性。同时，将工作坊与资助流程相结合，如要求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参与至少两次活动，这样既能传递支持信号，又能避免“贴标签”效应。
2.创设“成长型勤工助学岗”。重构勤工助学岗位功能，实现从“简单劳务”到“能力增值”的转变。一是与企业合作开发技能型岗位，如数据分析助理、新媒体运营等，确保工作内容与学生专业相关；二是建立“岗位—能力”匹配机制，根据学生兴趣特长分配任务，例如，安排艺术生参与校园文化设计，工科生参与设备维护工作；三是引入“成长积分”制度，让学生通过岗位表现积累积分，兑换技能培训或创业孵化资源。此举既能缓解经济压力，又能让学生在劳动中感受自身价值，增强职业自信。
3.构建“校友导师制”。整合校友资源，为受助学生搭建长效支持网络。一是遴选优秀校友担任“职业导师”，定期开展线上交流或线下座谈，分享职场经验与成长故事；二是设立“校友助力基金”，资助家庭困难但具备潜力的学生参与技能竞赛或创业项目；三是建立“结对帮扶”机制，为每位受助学生匹配1—2名同专业校友，提供学业指导、实习推荐等个性化支持。通过校友的真实经历，学生能直观感受“奋斗改变命运”的可能性，激发内生动力，形成“受助—成长—反哺”的良性循环。
（四）完善支撑，构建协同育人长效化机制
1.以师资培训强化辅导员专业能力。资助育人队伍的专业素养直接影响育人成效。高职院校要将积极心理学纳入辅导员培训体系，通过专题研修、案例研讨等方式，提升辅导员识别受助学生心理资本、设计正向干预方案的能力。例如，开设“积极沟通技巧”课程，帮助辅导员掌握赏识教育方法，在日常管理中挖掘学生闪光点；组织“心理韧性培养”工作坊，指导辅导员通过目标设定、挫折模拟等活动提升学生的抗逆力。同时，建立辅导员成长档案，将资助育人成效纳入考核指标，激励辅导员主动更新育人理念与方法。
2.将校企共建纳入产教融合项目。深化校企协同机制，推动企业资源与资助育人的深度融合。一是联合企业开发“职业心理赋能”课程，邀请行业导师讲授职场适应技巧，如压力管理、团队协作等；二是在实习岗位设计中嵌入心理成长目标，如要求学生定期提交“成长日志”，记录技能提升与心态变化情况；三是设立企业专项奖学金，奖励具有创新意识或突出抗压能力的学生，强化对学生积极品质的正向激励。通过校企联动，将心理资本培育从校园延伸至职场，可帮助学生实现从“技能达标”到“心理成熟”的跨越。
3.数字化赋能动态需求响应。依托信息化平台构建“需求识别—资源匹配—效果追踪”闭环。一是整合校园消费、学业成绩、心理测评等多源数据，建立受助学生发展画像，精准识别经济困难与心理脆弱的叠加群体；二是开发智能推荐系统，根据学生实时需求推送定制化资助项目，如为焦虑倾向学生自动匹配心理咨询服务，为技能薄弱学生推荐实训资源；三是建立动态评估模型，通过数据分析监测资助成效，如追踪参与心理干预学生的就业稳定性、职业满意度等指标，反向优化资助策略。数字化工具的应用，既能提高资源分配效率，又能为长效育人提供科学依据。
五、结语
积极心理学为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提供了全新视角，其核心在于将“扶困”与“育心”有机结合，通过关注学生的优势潜能、情感体验及社会支持，资助工作能够从单纯的经济救助转向能力与心理的双重赋能。未来，资助育人应进一步强化校企协同，将心理资本培育融入实训实践，同时优化师资培训机制，提升教师识别与激发学生积极特质的能力。如此，发展型资助才能真正实现从“给予帮助”到“激发成长”的转变，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注入持久动力，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公平的教育生态中拥有出彩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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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来源：《西部素质教育》2025年11月第11卷第22期）
